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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寒:没有什么文艺复兴了
记者_唐不遇 香港报道
“文艺”没问题,“复兴”有问题
南都周刊:你怎么理解“文艺复兴”?
韩寒:我最早办的杂志《独唱团》,取的名字就叫“文艺复兴”,但当时这名字没被批下来,说带“文艺”俩字的都不批新杂志了。我听信了,当时就取了第二备选名字《独唱团》,结果没过多久,好多带“文艺”俩字的杂志就出来了,如《文艺风赏》啊 什么的。后来我才弄明白,“文艺复兴”这四个字里,“文艺”没问题,“复兴”有问题。
“文艺复兴”这个词语更多的是指意大利,但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,心中的那段文艺复兴的情节,可能特指的就是一九三零年代,那时仿佛有过一阵子文艺复兴的意味——有一些启蒙运动,一些好的文学冒尖,此后是一个低谷。现在因为互联网,文艺发展又比以前稍微好一些了,但是离“复兴”、“茂盛”还差很远。
南都周刊:在现有体制下,中国有可能实现文艺复兴吗?
韩寒:体制是可以被架空的——体制是可以被人心架空的。文艺能不能复兴,其实也是人心的问题。如果人心没有复兴的话,那再多的基金,再多的口号,都没有用。有的时候,很多事情——我个人比较悲观——过了就是过了,比如交笔友的那个年代,手抄本的那个年代,摇滚起来的那个年代,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,它过了就不再来。
南都周刊:你相信现在的人心吗?
韩寒: (笑)现在的人心其实相信的是情绪。人们都是跟着情绪走的,无所谓谁对谁错,只在于看哪个顺眼,听哪个顺耳。
南都周刊:既然大家跟着情绪走,在这种情况下能架空体制吗?
韩寒:很难啊,很难。这个体制太庞大了,很多跳出来的都是傻逼。而事实上那么大的一个体制,也有很多聪明人、精英在为它服务。
南都周刊:你有些悲观。
韩寒:对,还是那句话,过去的就过去了。但是,总要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。现在的文艺很难像以前那么兴旺,因为它的载体发生了变化。当时我办杂志,就希望有一个地方,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文艺上受到重视。大家都想要出名,但如果没有一个很合适的、好的载体让他们出名的话,他们就很容易去走哗众取宠的道路,人们也不会想看我们这样正儿八经的访谈。
重复启蒙
南都周刊:微博时代是否会乐观些?
韩寒:如果把文艺复兴理解成小的概念,从纯粹的文艺角度讲,那它无所谓难或者容易。如果理解得大一点,理解成“人的觉醒”的话,就会存在一个问题:重复启蒙。在互联网时代,你看着很多事情散布得很快,但其实挺难的,因为我发现受众其实是同一批。
如果这批被启蒙的受众是两百万,那么启蒙就一直在这两百万人中进行,很难打破壁垒,走向那些喜欢曾轶可的人,喜欢李宇春的人,喜欢看美剧的人……文艺复兴或者说个人觉醒,只是成了一个美剧的剧种,就像你们这批人是喜欢看《绝望主妇》的,而我们这批人是喜欢看《文艺复兴》的,就会变成这样,而每个壁垒都很深。微博相对获得一定的言论自由,但在微博上,随着知识分子的话说得越来越多,加上自身的内斗,他们的公信力比政府的下降得更快。
南都周刊:知识分子的公信力为什么会下降?
韩寒:我觉得很多原因要从知识分子身上去找:一没共识,二没合力。这就像我们去加油一样,大家要去往同样一个地方,都在同一辆大巴上,我说咱们先省点钱,加93吧;有人觉得我们要走快点,加97吧;还有更极端的,说这车得加98,跑得最快,直达目的地。结果想去同一个目的地的三伙人自己先吵起来了,把加油站炸了,然后旁边一帮人就笑这帮傻逼。现在很容易会面临这样的问题。
看起来微博能改变很多东西,但事实上,这很艰难。以前在传统媒体时代,你发现很多报纸真的改变了一些东西,改变了一些制度、一些走向,甚至改变很多官员的命运。但是在微博时代,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得太快了,有些特别重大的公共话题也只能延续一天甚至半天。在形成合力的过程中,随便哪个傻逼出来喊一嗓子,注意力就会被分散。
南都周刊:有什么途径可以打破你刚才所说的壁垒吗?
韩寒:其实挺难的,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最早的基础教育(入手)。教育是最坚固的一个壁垒。我们的孩子都在一个可悲的教育制度下。
比如说一个班有五十多人,面对同一个问题,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二十五个人无所谓,二十个人接受它的洗脑教育,最终只有四五个人有一些自我觉醒。有很多我们所了解的人,会觉得某某如何,觉得他做了多少坏事,有多么不喜欢,但是当你去参加同学会,一打听,发现周围只有你一个是这样认为的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要从最早的教育开始突破。
我想给自己的小孩编教材,自己出版。包括我朋友的一些出版计划,我都希望能出版一些新的课外教材,但在审批上根本就不可能。
其次,还得靠科技。我们所获得的不大的自由和尺度,实际上是科技给我们的便利,没有那些科技,我相信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那个年代,有时松松,有时紧紧——这段时间你可能可以批评三峡了,那是因为主张建三峡的那一拨人失势了。那不是基于言论自由,而只是人家内斗过程当中放的一个口子让你说而已。这其实还是不容乐观的。
南都周刊:在你心目中,中国最近的文艺繁荣时代是在什么时候?
韩寒:“五四”,还有上世纪80年代,前者有自由,后者有热情。
最看不惯文人相轻
南都周刊:比起同样制度下的苏联文学,不得不承认,我们的作家都挺虚弱的。你认为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?
韩寒:一个是不同民族的性格使然,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很多苏联作家来说,欧洲是他们的后花园,也就是说,在苏联受到了迫害,欧洲有很多地方可以庇护他们,他们依然可以写作,且他们和欧洲很多国家都同属印欧语系,在语言上有很多共通之处。中国人有时候不认可自己人也是一个原因,就算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老外干了一样的事情,也会下意识的觉得自己人不行。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思想扩展出来,也会造成我们自己的相轻。许多原因加在一起,时代的、性格的、语言的、民族的,总之就是倒霉悲催地加在一块,就成了现在的样子。
南都周刊:除了外在的环境,中国作家、艺术家自身还欠缺什么?和当代外国文学相比,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的差距有多大?
韩寒:不缺什么,缺读者,缺高的稿酬,缺社会保障。我们的社会变迁经历和文字都太特别,我不是特别建议把我们的当代文学去对比外国文学。
南都周刊:就你接触过的中国作家来看,你最看不惯他们的哪些毛病?
韩寒:文人相轻。我在早期也有这样的倾向,看不惯其他作家,觉得写得差。自己再放几句没有根据的狠话,觉得很不错。但相轻来相轻去,很容易变成互相诋毁。有人觉得中国作家圈子意识很重,但这无可厚非,人有自己的交友自由。
南都周刊:思想在文艺复兴中起到的作用有多大?目前,中国要实现文艺复兴,更需要的是思想还是勇气?
韩寒:没有什么文艺复兴了。这个时代东西太多了,就算文艺复兴到来,新的工业革命再来,我们也不会在这个时代的当时就觉察到。思想,别谈那么远吧。
南都周刊:所谓的青年作家,目前主要就是70后、80后、90后,但比起50后、60后作家来说,这几代作家都显得成熟很晚,还远没有创作出足以和他们抗衡的当代经典作品。这是为什么?
韩寒:无可否认,很多50后60后的作家写出很多优秀作品,但人们总是习惯于不认可当下,追溯过往。等到三十年后,一样会有人问,现在的20后、30后很畅销,很受关注,但比起上一批的80后、90后,还没有创作出可以抗衡……
南都周刊:有学者认为,历史在中国80后文学中是缺席的。对此,你怎么看?
韩寒:据我所知,很多年轻作家有不少对历史的描述。某些学者所谓的年轻作家作品中的历史缺席,其实说到底就是年轻作家没有把作品背景放到文革、大跃进、反右、上山下乡等他们所经历的特殊时期。说真的,我虽然对那段历史略知一二,但要我把小说或者散文的背景直接放到一个我没有经历过,但在人类文明史上又极其特殊诡异的年代里,我没有那个勇气和信心,况且见证者大多都在世,年轻作家写起来很容易闹笑话。那个时代,没有经历过的人相信很难体会。很明显,就算年轻作家写了,某些学者也会跳出来冷嘲热讽地说,小作家还是要活在当下,写自己的生活,自己的年代,把背景放到父辈的特殊经历上是不可取的,因为你们写得漏洞百出,你看,那年代里,XXX根本就不是这样的……
南都周刊:新世纪以来,80后文学一直被贴着“青春文学”的市场标签,80后更优秀的严肃文学创作被遮蔽了。
韩寒: 文学就是文学,青春文学、严肃文学,甚至穿越、宫斗、科幻,都是文学的一部分。不存在所谓更优秀的严肃文学创作。文学只有好的、坏的、好看的、难看的。当然,这个好坏的评判标准因人而异。
来源:南都周刊